国际秩序的前世和今生

近现代国际秩序，主要可以浓缩成四大体系，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、维也纳体系、凡尔赛-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。

威斯特伐利亚体系。17世纪上半叶，欧洲新教国家和旧教国家之间“最后一场宗教战争”结束后，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，确定了以平等、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，奠定了此后300多年来所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。

维也纳体系。19世纪初，拿破仑帝国崩溃后，英、俄、奥地利、普鲁士等战胜的欧洲封建君主们召开了维也纳会议，恢复了欧洲的封建统治。

凡尔赛华盛顿体系。一战后，英、法、美、日等战胜国召开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，对世界秩序进行重新安排，形成凡尔赛-华盛顿体系。

雅尔塔体系。二战后期，以美苏英等国家为首的同盟国召开了雅尔塔等国际会议，形成了雅尔塔体系，达成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。

由此可见，当今国际的治理结构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手主导下建立起来的。

因此，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利益博弈中，总能为自己攫取最大收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能够利用规则，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，从而更长时间地维持其自身的优势地位。

对此，亨廷顿这样写道：

1919年，伍德罗.威尔逊，劳合.乔治和乔治斯.克里孟梭实际上一起控制着整个世界。他们坐在巴黎，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，那些将不存在，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，它们的边界将如何划分，谁将统治

它们，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。他们还决定如何对俄国进行军事干涉，从中国榨取经济让步。

一次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，是这种性质。二次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，更是这种性质。因为二次大战后成立的大部分国际机构，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，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。

通过这样的一个“国际秩序”，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“世界共同体”的利益，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。

“世界共同体”这个词，是西方最高明的发明，它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。

西方锲而不舍地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，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。

西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，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，并且将为其牟利的经济政策，以各种国际规范的形式，强加给其他国家。

在这方面，IMF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。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前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约瑟夫•斯蒂格利茨，2000年4月在《新共和》上，发表了一篇《内部人：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的一切》文章，揭示了IMF和世界银行等所谓的“国际组织”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。

斯蒂格利茨发现：

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，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：首先是私有化，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、电信业、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；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，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；再次是市场定价，IMF会提出对食品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。

这样做的结果是，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，资金四散奔逃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；最后是自由贸易，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。

而这一切，基本上都由华尔街-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。

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，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，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。

上述IMF和世界银行的例子，揭去了笼罩在这些所谓的“国际机构”脸上的面纱，使人们看清了它们的真实面孔。

另一个例子，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体系。美国作家迈克尔•赫德森在其所著《金融帝国：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》一书中，这样描述他的国家：

这种新型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，一国政府，也就是美国政府，通过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和控制政府间资本的多边机构，而不是通过私营公司谋求利润的行为，实现对其他政府的剥削。

将传统帝国主义转变为超级帝国主义的关键是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，美国借助于它占绝对优势的债权国地位支配了国际组织，而从60年代以后，它又借助于其债务国地位做到如此。

迈克尔•赫德森又说：

这种新帝国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存在，其新颖之处是美国抽取着所有的经济盈余。各央行成为美国以国际收支平衡进行剥削的工具，这是通过当前的美元本位制，而不是私营企业实现的。

“金融大鳄”乔治.索罗斯曾说过这样的一番话：

在金融运作方面，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，这只是一种操作。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。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。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。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。

这就是美国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认识。

在这里，根本不存在世界人民“共同利益”的问题，也不存在道德问题，只存在对西方有利的“游戏规则”。而制定“游戏规则”的权力，则完全捏在美国和西方手里。

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，公正性与合理性究竟几何？这应该是一个不言自喻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