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GO与话语权

西方NGO，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的设计和运作，可谓是西方确立话语权最具代表性的神来之笔。

拿一个也许不是十分恰当的例子来说明。

我们大家都知道海底的章鱼。它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，是它布满周身的触须。你看它们时而张牙舞爪，时而绵软纤弱，即使是在张牙舞爪，向猎物发出致命攻击的时刻，看上去却象是在翩翩起舞，而且往往是，攻击得越凶，它们的舞姿看起来越美。

因此，如果要评比世界上谁攻击起来，最为美妙，最为高明，最具有艺术性的话，这个头等奖恐怕非章鱼先生莫属。

然而，章鱼的高明还不仅仅在于此。

章鱼的触须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吸盘。这些吸盘的功能有三，一是靠吸盘缠住缠死猎物；二是在必要时喷出墨汁，将猎物障住，使其不能逃脱；三是吸收营养，或将猎物直接送到脑袋那里吃掉。

在西方，政府与NGO的关系，表面看上去互不相关，甚至有时还互相冲突，但是在对外问题上，他们在本质上，就象章鱼的头和触须一样，是一个完整的机体，配合之默契，非西方文化中的人，是难以理解的。

在西方，许多由政府出面无法达成的目标，却在NGO们的手中，神不知，鬼不觉地就得到了实现。

尤为关键的是，西方的各种NGO，媒体，基金会，学术界，以及各类人权组织，自由团体等等，虽然在本质上是政府，或者说政治的“触须”，但是，在国际上，却早为自己挣得了社会“公信力”，个个头上都顶着一顶“公正”和“良心”的桂冠。

所以一旦西方的NGO就某一问题，有所说法，或有所行动，它们就成了“正义”与“良心”的代表，它们的对手哪怕是真理在握，也恐怕上天无门，入地无路了；它们的对手，即便干净得象一块白布，也是跳进哪条河都无法洗清的了。

关于西方国家NGO与政府的关系，麦克.哈特在《帝国，全球化的政治秩序》中，有极为一针见血的描述：

我们所说的所谓道德干涉今天正在被这种实体所践行，包括新闻媒体和宗教组织，但各种实体中，最为重要的还数所谓的非政府组织（NGO）。正因为这些组织不直接听从政府的指挥，它们的行为被视为发自伦理或道德的必须。

这些非政府组织发起“正义战争”，尽管它们的战争没有硝烟，没有暴力，也没有边界。它们通过自己的言语与行动，首先把敌手界定为匮乏，然后再在敌手身上钉上罪恶之名。它们公开谴责“罪人”，还把实际解决任务的工作留给“世俗”势力。

翟东升雷伯勇两位先生在《四处输出“颜色革命”的美国NGO》一文中指出：

前些年，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所谓“颜色革命”，较早的有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垮台，较近的有2000年的格鲁吉亚“天鹅绒革命”，乌克兰“橙色革命”，以及吉尔吉斯斯坦“黄色革命”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“颜色革命”正在改变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地图。而美国政府用来调制这些“颜色”的调色板，正是无处不在、形形色色的ＮＧＯ。它们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，同时又不具有企业的营利性质，所以被称为是继政府和企业之后的“第三部门”。

美国利用ＮＧＯ来搞“颜色革命”，具有以下显著特点：

其一，美国政府可以躲在幕后，避免吓跑那些厌恶美国霸权的老百姓；

其二，ＮＧＯ的亲和力与独立形象，更具迷惑性和号召力；

其三，数以万计的ＮＧＯ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构成了遍布世界的巨大网络，可以为美国力量传输提供现成的平台。

目前，美国的NGO组织主要有国际共和党协会、国家民主基金会、美国和平协会，福特基金会，在独联体活动频繁的“自由之家”，以及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索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等。

中国的情况恰恰与美国相反。

表面上看起来，中国政府对所谓的非政府组织，控制十分严密，以至常常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把柄和借口，直接的后果是，导致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应有的公信力，因而也就大大削弱了中国NGO在国际上的话语权。

中国稍微象点样的NGO，绝大部分都是政府发起的，它们跟政府几乎就是“一套人马、两块牌子”。

严格说起来，它们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NGO。

其中最遭人诟病的，是中国的工，青，妇三大非政府组织。作为NGO，从规模和规格上讲，中国的工青妇可能在世界上无人可比，然而它们在国际上到底拥有多大的话语权呢？

我们已经发现，在许多情况下，无论是有关中国本身的问题，还是有关国际问题，中国的那些非政府组织都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地位。

这种地位，不妨称之为“实质性失语”。

也就是说，任何事情你可以扯开嗓门说，哪怕说得理直气壮，斗转星移，但是没人听你的。

或者是，你搭起了一个舞台，你在上面表演，舞台很精致，戏也很出色，一切都无可挑剔，但在很多情况下你就是没有观众。

有些时候，总算有了几个观众，但这些人却不断地给你起哄，喝倒采，给你难堪，让你几乎下不了台。

总体上看，中国的NGO 在国际话语权上所起的作用，无法与西方的NGO相比。

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，政府没有意识到NGO在国际话语权舞台上的作用，只是将NGO局限在国内的环境中来考量，甚至有时候觉得，NGO是反政府的，只会给政府出难题。

所以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政府对于NGO的态度，总体上是控制多于支持，处处设关设卡，处处防着，心里总嘀咕着NGO有什么不轨企图，总怕NGO成为一股异己力量。

于是，在现行的立法中，国家对NGO的活动场所、资金来源等提出了过于严格的要求，并规定NGO必须挂靠业务主管单位，也就是必须找到一个挂靠的“娘家”。

但问题是，并不是所有的非政府组织，都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“娘家”。很多NGO由于找不到挂靠的“娘家”，只好‘非法’生存，或者注册成工商牌照来运营。

并且，中国的NGO法律也不完善，目前只有3个条例是涉及民间组织的，而且对民间组织怎么注册、减免税等问题也都没有提及。

而在西方发达国家，一般来说，对NGO都有相对完善的立法。

比如英国，早在1601年就有了慈善立法，当时叫做《济贫法》，里面具体规定了民间组织如何享受减免税待遇等问题。

尽管生存环境并不理想，中国的NGO还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。截至2008年底，全国登记的NGO已近40万个。如果光看规模，确实不小。

但是规模大，并不等于效果大，作用大。

中国如想让已经非常庞大的NGO，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应当在大的思路上作出调整。

这其中，必要的社会化和独立化，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。而确立其应有的法律地位，给予其应有的法律保护，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。